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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距今5000年前后,进入早期文明阶段的时候

简介: 在距今5000年前后,进入早期文明阶段的时候,出现了“天下万国”的局面,学者称之为“古国时代”。

半月谈记者皮曙初人类文明未必总是依江河而生,但是大河文明却是人类最普遍且具有很强可持续发展力的文明。

长江,是文明起源时期华夏大地满天星斗中一条璀璨的银河,也是五千年文明持续发展历程中绵亘不绝的滋养。

作为世界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,长江流域一直以极强的文明包容力和回旋能力,为包括游牧文明、海洋文明等各种文明要素在内的文明一体化战略纵深。

位于长江重要支流嘉陵江畔的阆中古城 江宏景/摄统一性文明的源起细看长江流域地图,你会发现她恰似一架巨大的婴儿车横涉东西。

在文明的童年时期,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发祥地,是中华文明的摇篮,这一点已经随着丰富的考古发现而成共识。

然而,考古资料正在改变偏见:至少在文明曙光初照人类的时期,长江中下游已具有相当高度的史前文化,其发达程度并不在黄河流域之下。

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的一个重要结论是,中华文明有一个多元一体化的源起历程,是一个开放包容、兼容并蓄的统一性文明。

在距今5000年前后,进入早期文明阶段的时候,出现了“天下万国”的局面,学者称之为“古国时代”。

在三大经济区的基础上又形成若干区域性的考古文化区,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的增殖,出现不同文化间的接触、影响、融合。

约在公元前3000年之际,各地分别以快速轮制陶、养蚕缫丝、专业治玉、漆器工艺、烧制石灰、夯筑技术、冶金技术等等促进了社会的发展。

而这些新技术一旦出现,就会有一个推广过程,即匠人流动、文化传播的过程。

“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,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阻隔,有利于族群与文化的流动、接触和多次重组。

”苏秉琦指出,从距今万年到距今四千多年的文化组合与重组,就是在这一舞台上演出的。

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认为,中国的周围有高山和海洋作为屏障,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,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。

它是一种超稳定结构,是中国文明得以连续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。

”从水稻的诞生,到城邦兴起、史前复杂社会结构的形成,从晚周时期楚文化盛极一时,到中唐以后两宋时期经济文化重心南移,长江流域不断创造出一个个文明进步的高峰,与黄河流域浑然一体,宛若太极两仪,国风与辞骚齐鸣,孔孟与老庄竞进,共同构成了东方版图上的宏阔文明场景。

图为长江巫峡段 王全超/摄长江为中华文明进程战略纵深苏秉琦说:“中国多源一统格局的形成,既有天时地利的环境条件,更有源远流长的族群、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以及思想上的共识等原因。

”回望万年绵延发展的历史渊流,长江与黄河,始终如母亲一样,源源不断的物质滋养、文化滋养、生态滋养,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动能。

尽管自商周以后,中华文明的中心一直主要居于北方,但是正如考古学家李学勤所说:“中原王朝在很多方面,其实是依赖于南方地区。

一个例子是,商周时期十分繁荣的青铜器工艺,其原料已证实多来自南方。

”在江西、湖北、安徽等地,可见一条古老的铜矿采冶遗址带。

江西瑞昌铜岭矿冶遗址是已发现最早的铜矿,始于商代;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规模宏大,开采的时间从西周早期一直到西汉时期。

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民族大迁徙、大融合时期,北方民族入主中原,中原文明“衣冠南渡”,数十万之众的人口南迁,带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重心的第一次南移。

专家指出,中国古代南方经济最终超过北方,归根结底是由三种情况所决定:一是掌握了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者大量增加;二是先进的生产工具广泛运用,使林莽丛生的广大丘陵山区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;三是南方气候温湿,农业具有生产周期短、生产率高的优越性。

每一次“南迁”“南渡”,不仅是上、军事上的回旋,更是经济上、文化上的纵深发展。

长江流域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军事、上的战略纵深,更是经济、文化上的战略纵深。

战略纵深,原是一个军事上的概念,意指在广阔地域空间的战略性运动。

而在历史上,长江流域就一直以其经济吸纳能力和文化包容能力,汇通融合北方中原文明乃至南下的游牧文明,为中华文明的一体化发展和滚滚向前战略回旋。

古代中国曾被认为是封闭落后的封建帝国,但是历史资料表明,中华文明开放性、包容性的特征其实一直没有改变。

有学者研究认为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楚地和巴蜀地区就有一条通过云南抵达缅甸和印度等地的道路。

不仅如此,长江还以开放的姿态,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海洋文明等多元文明元素。

唐代国力强盛,长江北岸扬州港接近长江口,是中外闻名的国际贸易大港。

明朝郑和七下西洋,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推向鼎盛,也可以说将中国古代的开放发展推向高潮。

那时候,长江中下游有远近闻名的造船中心,丝绸、瓷器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往东亚、南亚及西亚地区,并到达非洲、欧洲地区,外来物品也纷纷涌入。

相似的自然环境使得长江各区域文化也有着极为相似的存在,为长江文明带的形成奠定了生态根基。

更重要的是,长江流域孕育出无数风流人物,江南山水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,成为历史风潮的引领。

著名学者张正明就曾说过:“唐代以来,中国有创造性的学术都出在长江流域,如禅宗、理学、乾嘉朴学、经世实学和革命新学等,无不源于长江流域而且盛于长江流域。

”在近代,面对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长江流域担当起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先导。

有专家指出,就整个长江流域而言,一系列近代工矿业的举办表明,洋务运动为长江开启了一个时代,这就是近代工商文明时代。

长江文明在远古时代即已形成以上中下游的三星堆文化、石家河文化、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史前中心,有着先进悠久的农耕文明、富有底蕴的玉器文明、无与伦比的青铜文明等诸多个性化文明特征。

而今天,长江经济带作为横贯东中西部的主轴,成为中国经济的战略纵深。

作家刘醒龙说:“长江万里,最伟大的业绩是将万水千山化为共同能量。

”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和教训中,中国人民得出结论: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。

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,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。

这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理念的转变,也不仅仅是一次生态保护的行动,而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,探寻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的文明新实践。

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强盛,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。

长江治理不仅是生态的治理、黄金水道的治理,更是文化的治理、文明的治理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长江大保护,不仅是长江生态的大保护,而且是长江文化的大保护,长江文明的大保护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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